宏观视野中的近代翻译文学研究

继三卷本的《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》之后，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、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导师郭延礼又推出了新著《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》（以下简称《概论》）。众所周知，西方文学对中国近代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，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翻译文学产生的。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不仅推动了近代文学的发展和变革，成为近代文学发生新变的重要动因之一，而且也对“五四”新文学起到了催生作用。但长期以来，对于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近代翻译文学研究，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。郭先生的这部专著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。著者以其对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系统梳整和富有个性的阐释，开掘出一个全新的学术视域，这种研究是值得大力倡导和称道的。

著者惯于以宏观视野进行审视，把研究对象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来考察，从而确立近代翻译文学的地位和价值。著者认为，在中国翻译史上有三个重要的翻译时期：一是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，二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，三是近代的西学翻译。郭先生认为：“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文学始于近代”。对于翻译文学，著者有明确的界说。他说：鉴于中国近代西学翻译中特殊的文化背景，所谓中国翻译文学，“应当是指中国人在国内或国外用中文（主要指汉语）翻译的中国之外的其他源语国的文学文本。”据此界说，他认为中国翻译文学始于19世纪的70年代。从19世纪70年代到“五四”运动，近代翻译文学又经历了三个时期，即萌芽期（1870—1894）、发展期（1895—1906）、繁盛期（1907—1919）。这样，在中国翻译史的大背景下，层层推进，以严密的逻辑行程，为近代翻译文学定位，并逐步梳理出近代翻译文学的发展脉络。

著者宏观的研究视野，还体现在他充分关注近代翻译文学对近现代文学的影响上。通过文学的途径，传播近代西方文化的价值观，冲破封闭的藩篱，开启民智，救亡图存，进而使“异域文术新宗，自此始入华土”（鲁迅：《域外小说集·序言》）是近代翻译文学家进行文学翻译的主要目的。翻译文学的实践也实现了这一目的性追求，并成为“五四”新文学启蒙主义思想的源头之一。同时，近代翻译文学也成为哺育现代作家成长的艺术食粮，像林纾的翻译小说，可以说影响了一代作家的成长，鲁迅、周作人、郭沫若、茅盾、朱自清、郑振铎、冰心、庐隐、钱钟书等，都从林译小说中吸取过营养。“林译小说”为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浸淫已久的一代人打开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，并对他们尔后从事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。

著者并不是孤立地研究近代翻译文学，《概论》总是紧扣中国文学近代化的进程进行论述。翻译文学的出现，促进了中国文学新质的生成。著者指出：在文学观念上，它动摇了中国士人在文学上的自我优越感，扭转了轻视外国文学的错误观念；在文学思想层面上，西方近代文化的价值观通过翻译文学的传播，也为近代文学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作者深刻地认识到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形式变革的重要意义。翻译文学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学文体类型的健全。在此影响下，小说类型中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小说、侦探小说、科学小说、教育小说，在戏剧文学中出现了话剧。他如在叙事人称、叙事方式、叙事艺术等方面也出现了新变。这种叙事艺术新质的生成，在较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学的近代化。